中国古代的军事并非热兵器逐渐替代冷兵器的过程，而是同时都在发展，只不过热兵器的发展远远比不上冷兵器的发展和运用。
早在唐代，炼丹家在寻求长生药时意外发现硝石、硫黄与木炭的混合物具有爆燃特性，药王孙思邈（？-682年）在《丹经》中记载了早期火药配方。中唐以后，在《真元妙道要略》中，已明确记载具有原始火药组分的配方会导致烧毁屋舍等祸事。炼丹家在发明使用火药的过程中，也为火药步入军事应用领域提前铺好了路。
早期的火药只能速燃，当时的火药兵器多以纵火、发烟、散毒为主。北宋时期火药技术突飞猛进，《武经总要》明确记载三种军用火药配方，硝石含量提升至60%，并添加沥青、桐油等助燃剂，诞生了蒺藜火球、毒药烟球等燃烧性武器。1126年汴京保卫战中，宋军使用霹雳炮击退金军，1161年采石矶之战更首创铁壳爆炸武器“震天雷”，火药终从辅助燃烧转向爆炸杀伤。
宋代火器未能持续突破，根源在于技术认知的局限。尽管发明了竹制火枪与金属火铳，但火药中掺杂大量植物油、砒霜等杂质，实际爆炸威力仅相当于现代黑火药的四分之一。工匠们依赖经验改良而非化学分析的技术路径导致火器发展陷入瓶颈。
明代《火龙神器阵法》记载的“神机火药”仍含乌头、砒霜等无效成分，硝石纯度仅80%，而同时期欧洲通过尿液提纯法已将硝石纯度提升至98%。
明清时期的技术停滞，本质是制度性衰败。明初火器曾短暂复兴，永乐八年（1410年）神机营配备单兵手铳达40%。永乐年间，明朝中央政府加强了对火器的控制，将铜火铳的制造和管理重新收归中央。永乐年间，也对火器进行了短暂的革新，在点火孔上加铸了火药槽和火门盖可以防止风吹散点火源，另外将火铳的前膛改为逐渐内收的锥形，改进了火药引爆后膛的内压力递减的问题。这些小改进增加了火铳的利用率。但之后火器发展就陷入了漫长的停滞中。
嘉靖年间，佛郎机炮（明人将葡萄牙、西班牙称为佛郎机）仿制成功。但嘉靖年间军器局工匠逃亡率高达70%、万历朝火器图纸竟与百年前《武备志》所载无异。徐光启1629年建议建立“铸炮局”系统改进火炮，却因“变乱祖制”遭弹劾。至崇祯年间，明军火器射程已落后欧洲30年。
在明军与后金军的战斗中，特别是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明军借助荷兰制造的红夷炮屡屡击退了后金军的攻势。红夷炮的表现引起了明政府和后金的重视，崇祯年间，红夷炮被仿制，仅1629年至1630年间，由徐光启督造的大小红夷炮就有400余门，两广总督王尊德也铸造大中型红夷炮500门之多。
后金这边，在皇太极即位后，也开始召集工匠仿制红夷炮，并改名为“红衣炮”。后金军一方面仿制红衣炮，另一方面从战争中和明军降将手中掳获西洋火炮，不断壮大自己的部队。后金改名清，清政府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成立火器营，正式建立使用新式火器的步炮兵部队。
清雍正年间，严重的保守思想和政治上的腐败，让清朝不再重视火器的研究和生产。雍正以“满洲根本”为由恢复弓马训练，这种制度性倒退，让火器被束之高阁。最终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清军只得以旧式的枪炮和刀剑去对抗英军的先进枪炮。
（《北京晚报》5.2 洪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