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你一声呐，从现在开始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他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别人欠他的，我一定会帮他讨回来；别人送他他不要的，我一定会帮他还回去。”
2
蚊子是哪种人？
我想起马未都在《圆桌派》里讲到的一件事。大意是他有次跑江湖遇上了地头蛇，上了年纪不敢冲动，本来已经打算认栽。没想到身边一个小伙计为他出头，那股认真的气势竟然吓住找麻烦的人，使得两人成功脱身。马未都的意思是，那个年轻人平时不声不响，他没想到在这样的时候，他能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蚊子就是这样的人，为人低调，性情纯良，却勇于担当。蚊子一直以来缺少的，只是集体对他的关照。所以他不管这个集体是在班级里还是社会上，性质是白还是黑。更何况，角头不同于黑道，蚊子与和尚、志龙等四人结拜并加入庙口是为了保护人，不是为了欺负人。
像蚊子这样的人，你对他好，拿他当自己人，他命都可以给你。但在和尚等人出现之前，却没人拿他当自己人。五人间的那场结拜，对和尚、志龙他们来说只是“义气”，对蚊子来说却是“意义”。
但他开理发店的母亲不这样看，她质问儿子为什么逃学去混道——“你没偷、没抢、没做亏心事，干嘛要他们罩你才混得下去？”
答案很难找到吗？成人社会就是最好的镜子。如果安分守己就一定稳当顺遂，奸佞邪魅就一定恶有恶报，那么蚊子这类喜欢遵守游戏规则的人一定比谁都安分。
当志龙他们带蚊子逛红灯区的时候，蚊子碰到了脸上有疤的小学同学，他尴尬地搭话，问她“你为什么要做妓女啊”，对面回呛他一句“那你呢，你为什么要做兄弟（帮派分子）？”蚊子哑口无言，他没有选择，他更不该问另一个没有选择的人。
“人的没有选择”，正是钮承泽电影的母题。
3
而台湾电影的一个母题，就是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冲突。
在《艋胛》以及后来的《角头》系列里，故事的模板是高度一致的：财大气粗的外省人看中了本省人的地盘，要一起赚快钱。本省人则固守传统、坚持自我，就是不肯合作。生意谈不拢，就只能靠暴力打开局面。套路俗不俗且不说，至少价值观还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了，如果一开始就想通了，那就是同流合污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了，不仅没什么可演，而且恐怕再污浊也污浊不过现实。
出任庙口大仔Geta的，是打星出身的台湾老戏骨马如龙。在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里，他饰演的同性情剽悍的原住民做生意的那个汉族头目，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艋胛》里，马如龙不复那份庄重神态，掌控庙口市面的Geta大仔的初登台，是一个头带浴帽低头炒菜的普通中年人形象，不仅威严全无，而且憨态可掬。
直到蚊子亲眼看见Geta的手下处理了一起诈赌事件，他才从“老千”那根摆在餐桌上被Geta的筷子拨来拨去的手指上感受到了一丝寒意。钮承泽对于暴力的反差化设置，在此节对观者是有奇效的。
4
当《艋胛》里的矛盾激化之后，蚊子的位置也发生了转变，他从一个被接收的对象转变成为了接收他的组织的捍卫者。外省人设宴示威，把艋胛的风头比下去了，蚊子却跟大伙说，他不觉得那些“站得和宪兵一样挺”的入侵者有什么酷的，他只会觉得他们很假。
对于蚊子来说，庙口是真，兄弟是真，Geta大仔也是真，他们在他的生命里适时充当了精神支柱的角色。谁敢吞并庙口或是侵害这些人，谁便是他的仇人，这有点像陈可辛电影《投名状》里姜午阳的那句“外人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
庙口在蚊子的心里，是组织、道场，更是家。刚入伙的时候，他问白猴，整天这样打打杀杀的有什么意义？白猴告诉他，懂义气就够了，管意义做什么呢。当暴风雨真的来临，不断有人让他去避风头的时候，蚊子却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了，不是因为义气，也不是因为意义，而是因为爱。
蚊子之所以爱这个组织，是因为他先感受到了组织爱他。他喜欢规则，却不喜欢规则不断作无序变化，这样单纯的人注定无法适应复杂的成人社会。那个行将瓦解的团体，是他青春的最后一站，也是他人生长路中可遇不可求的庇佑所。
所以《艋胛》的公式就是：为了更好地在社会上存活，为了可以不那么“社会”，蚊子选择当了一个“社会人”。
5
电影的最后，镜头回到了和尚、志龙他们翻在墙头上邀请蚊子加入他们的场面。
蚊子：你们四个为什么要找我加入？
和尚：因为五根手指合起来，才是一个拳头。
老实、孤僻的周以文把手递了出去，他跨上那道墙，转身看了看无可留恋的来时路，朝着另一边纵身跃了下去。
作者：92年生，金牛座。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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